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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曼vs洪堡式教育模式
更新时间:2019-07-31

  现代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重要载体,其目的应是为社会培养人才,提高社会的公共素质。近年来,随着教改的不断深化,有关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话题也一直备受公众关注。

  回溯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走进了一个误区太过偏重对“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而相对淡化甚至摒弃了“纽曼模型”下的大学。

  19世纪中叶,英国教育学家纽曼发表著名文章《The idea of university》,系统、全面、综合地论述了有关大学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他强调,大学应为自由教育而设,目的是培养人格、传播知识,即通过类似于现在所谓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培养具有优良品质的社会公民,提高一个社会的理智和心智水准。

  他认为大学传授的应当是普遍的(universal)知识,而非某一项专业的技能。大学教育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对于个人特性的培养,大学是一个人建立“自我认同”的地方。所以,大学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学生学习知识,掌握技能,而它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我的意识,健全一个人的心智,从而提升社会的公共素质。

  与之相对,1810年,威廉冯洪堡建立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这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这种模式在美国最早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效仿,现在已被世界各地的大学广泛采用。

  洪堡大学的理念,强调学术自由、独立探索,以及研究与学习应共同发展。基于这种思想,大学开始逐步向学术研究领域转型,承担起传播知识和科学探索的双重使命。事实上,这就是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开端。

  如果说纽曼模型下的大学是培养“绅士”的庄园,那么洪堡式的大学就是学术研究的试验基地。置身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纽曼模型更侧重本科教育,是对已有知识的系统学习和回顾,以及对学生人格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而后者则在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更多的将关注度放在科学研究上,以探索创造新的知识。

  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以上两种模型。20世纪初,中国建立了一批类似于纽曼模型的大学,包括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20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洪堡研究型大学。自中科院创办起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起,各地高校也纷纷筹办起了研究生院,引入硕士、博士制度。

  在不断的探索与开拓中,中国目前的研究型大学已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学术系统与管理模式,高等教育理论和体系也愈见成熟。一方面,选择洪堡模型是目前高等教育的主流和趋势,另一方面,洪堡模型更加符合现代生产和科技发展的需要,这种模式下的高等教育确确实实为科学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各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输出。

  不可否认,正因为有了洪堡模型,现代大学才得以承担起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才使其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恰恰回答了“为什么大学要搞学术研究”的问题。

  然而,虽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至今已向前迈出了成功的一步,但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却也暴露而出,亟待解决,不得不引人深思。

  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或许就是中国教育的唯“分”是举。这一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而是贯穿在每一个阶段的教育之中。 看重考试和分数,因为这是进入名校的必经之路。而进入名校的目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也十分明确:一是可以由此得到未来职业上的最佳保证;二是社会地位的终生标记。只要掌握了这两点关键,不仅可以在职业上有极大的成功机率,而且可以仕途经济,甚至飞黄腾达。

  正是基于这种单一的评判标准和一定程度的功利主义,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结构上开始暴露出种种不和谐的矛盾:学生方面,近年来“高分低能”“状元被拒”等事件被频频曝光,应试教育下,学生的实践和动手能力普遍偏低,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学术氛围方面,学者越来越看重研究经费的来源和多少,论文数量在增加,质量却在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进行功利性的学术研究;社会道德方面,“铊中毒”“硫酸泼熊”“机场弑母”等骇人听闻的事件更折射出大学生德育中的知行分离、高学历人群道德缺失沦丧的问题;学生成绩在攀升,分数在提高,但到现今却没有一位真正的大师级杰出人才;科学、技术在进步,文明、道德却滞步不前,甚至倒退种种问题和矛盾,无不暴露出当前教育的一些弊端和谬误。

  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要否定当前的教育,毕竟只是个案,但既然已经存在了这些诟病,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去进一步改进、完善当前的教育制度。

  中国在1950年之后便基本摒弃了纽曼式的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大学模式,此后的大学也全部都向着研究型大学进行改革与发展。中国大学的建设与高等教育投资也几乎全部集中在“研究型”大学上,尤其在著名大学上,比如“985”“211”高校。或者说,中国的一流高校基本都属于“研究型大学”。

  近代以来,不管是中国还是欧美,高等教育都逐步摆脱了政治、宗教的影响,转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对人的修养、素质的提高和培养上,大学成为满足大众教育需求的场所。即前文提到的纽曼的著述:大学应培养具有优良品质的社会公民,提高一个社会的理智和心智水准。

  一个国家的高科技水平或许需要一流研究型大学来支撑,但是整体公民高等教育水平却主要依赖于纽曼式的大学。社会的文明程度、先进程度是取决于社会公民整体的素质水平,而这些都主要基于纽曼大学的普及与发展。即,现代大学应是一种大众教育、启蒙教育、综合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大学应不仅是少数精英的“象牙塔”,更应是社会大众的“服务站”。

  美国与欧洲的公立大学就是按照大众教育的宗旨建立和发展的。这个宗旨就是为本州的普通人提供“高质量”大众教育。这些以本科为主的纽曼式大学遍布美国各大州,为当地的公众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

  然而,反观中国,高等教育太过强调于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在中国,高等院校用评比研究型大学的标准评定所有大学。而评比标准单一地关注论文数量、研究经费、院士杰青、校友捐赠等名目。这样使得那些在研究领域还不太强的大学不重视本科教育,一味寻求博士点的建立,发表研究论文,竞争科研经费,获取头衔名目,试图以此来提高本校排名。这不仅使建立高质量本科教育得不到保证,也无法达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

  为何中国会有这样的偏重?如此看重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肩负着传播科学知识和学术研究的双重使命,并且为科技、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这些贡献既能补充一些纯科研学术机构的研究空白,同时又能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各项科技、学术指标。所以,原因之一可能即是社会、国家对大学教育和学术成果的隐性要求与依赖,以及社会普遍地对高等教育理念的混淆与误解。

  至此,在我们跳出了原有的框架之后,我们或许发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误区之所在由于过分偏重研究型大学,混淆了研究型大学与纽曼大学的概念和其分别的教育目的和作用对象。

  大学教育不仅是传授已知的文化知识、培养职业人员,而应是通过高等教育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思想”,拥有自我的意识。这是一种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对于世间事物,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能独立地思考,并且通过分析得到自己的结论。

  鉴于中国的教育现状和特色,笔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不应完全摒弃纽曼式的侧重本科的大学,而应在现有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融入纽曼理论中核心的教育思想,甚至在个别地区发展起几所类似的学校,让社会更多的人都能得益于高等教育。换句话说,精英式、研究型的教育与大众化的教育应两线并行,在推动教育与科研一体化的进程中,同时注重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多样化,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高等教育启蒙的甘露。

  正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